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称之为“大唐”了,经济藩镇割据、牛李党争和宦官专权这些跗骨之蛆始终驱之不散,直至伴随王朝走向终结。

而后人也常问之:既然个个致命,那何以苟延残喘一个半世纪呢?


选择悲壮地死去,还是凑合地活着,个人二者皆可,但对于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着就好:属猫的李唐

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专权,朝堂有党争聒噪,如果非要评定一个“混的最惨”的天子群体的话,怕是债台高筑、沦为橡皮图章的东周天子也不可比拟,毕竟人家还没有性命之忧。

皇帝的废立自己说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欧阳修.新唐书)”,唐肃宗被恶奴李辅国吓死,一代雄主唐宪宗被毒杀,著名昏君唐敬宗被闷棍打死,多半帝王死于非命,这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曾经亲密无间,之后剑拔弩张

而藩镇叛乱和吐蕃的威胁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乱起,史载“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这个空间绝后的记录绝不是什么荣誉,但可见唐朝属猫,九条命用完了才肯归西。

但要说混得很惨吧,也不见得。一个半世纪的挣扎中有两次“中兴”,一次“之治”的回光返照,也有收复河西走廊,打败吐蕃南诏的军事辉煌,依稀间给世人以梦回巅峰的感觉。

真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啊。

其实从唐玄宗急匆匆地抛下文武百官逃离长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刚健勇武的气质和繁花似锦的河山就已经凋零,皇帝们开始惶惶不可终日地担忧一个问题:谁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顽疾

就当时而言,他们都是李唐的臣子,谁也不是天生的权奸或反骨崽,谁也做不到将李唐这个庞然大物拖下水并取而代之,他们只是依托李唐而生的诸多组成之一而已。

1、藩镇存在的合理性

基于唐初重外虚内和武将掌权的传统,藩镇其实是安史之乱后唐廷的必然选择, 为了满足平叛的需要,广泛下放原属中央的部分权力,使得地方权力迅速集中,成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藩镇。

问: “唐后来多藩镇割据,则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阔,所不服者,只河北数镇之地而已。”–《朱子语类》

这是朱熹和学生的一段对话,可见在宋人看来,并不能用河朔藩镇来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镇,哪怕他们建立在翦灭所有割据势力的基础之上。在政令畅通上,中央任命始终是藩镇将领的主要产生方式,几次叛乱也很快被镇压。

张国刚教授则依据唐代藩镇与中央政治、财政、军事关系的不同,分藩镇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 边疆防御型、东南财源型四种,进一步明晰了藩镇和割据没有必然联系。同时也告知我们除了河朔之外的绝大多数藩镇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组成部分,在税收、戍边和对抗叛乱分子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们后来集体转型为割据势力那是黄巢起义之后的事情了。

2、两败俱伤的“牛李党争”

关于牛李两党的划分和组成历史上多有争议,从出生、政治主张乃至人品高下来看,双方并无定数,更像是一场纯粹为了争夺权力的朝堂争斗。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够代表庶族进士站在庙堂巅峰与世家势力针锋相对,这是他们一千年来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势力对的式微可见一斑,他们已经不再具备改朝换代的能量。

他们的蹦跶实际上都还在皇帝和宦官集团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内讧势必会寻求外援,无形之中将宦官势力引入朝堂,从而削弱了南衙的影响力,最终全部归附在他人翼下。牛党、李党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获得高官地位,两党之间权力的起伏其实也反映了他们背后宦官内部势力的起伏。

而党争尘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无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资深家奴–宦官

复(宰相萧复)尝奏称: “宦者自艰难已来,初为监军,自尔恩幸过重。此辈只合委宫掖之寄,不可参兵机政事之权”。德宗愕然,退谓左右曰: “萧复颇轻朕。”–《旧唐书》

在唐德宗看来,宰相萧复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为对国策的质疑。皇帝对于宦官们的劣迹斑斑其实心知肚明,但鉴于“强臣之窃命”的现实威胁,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保留和加强宦官的权利。

对比朝臣和武将,宦官群体可谓文不成武不就,他们只是跟大领导更熟而已。宦官群体的兴起从李辅国辅佐唐肃宗开始,做大则来自于泾原兵变后唐德宗对于朝臣和武将彻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执掌神策军这支近卫部队,掌控兵权的宦官们才真正开始了有别于汉明的强势。

但宦官再怎么跋扈,他们的权利和能量完全依赖皇权而存在,这一点与汉明两朝的宦官并无二致,故而不会对皇权产生真正的威胁,这是专属于帝王不可为人所知的小心思。

总之,唐朝皇帝们的选择既无奈,也现实。在他们眼中,真正的威胁来自世家和武将,前者是改朝换代的惯犯,而后者则随时出现下一个安禄山。但事情总还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惊弓之鸟的唐朝皇帝们以小心翼翼的构造出一个新的权力平衡体系。


三者并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体,从权势来源合法性角度来看,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李唐的船翻了,谁都跑不掉,故而他们之间更多还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监军体系–对藩镇最有效的制衡

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随着监军使的置印与常驻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镇体制正式成型,监军使与节度使之间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权与制衡关系。

后世评价宦官监军制度,往往都带有很深的偏见,认为他们专门指手画脚,打乱将帅的正常部署,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其实将帅临戎,帝王派员监临是封建时代的传统,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安史之乱后, 随着藩镇设置的普遍化,朝廷更是习惯性地令中使随军监察,以寄“腹心之命”,较之从前并无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监军使王宗景抚循无状,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监军使皆从坐。–《唐语林》

由上文可见,监军使并非只有权力没有义务的钦差大臣,制衡藩帅正是朝廷赋予它的法定职责,若拒绝履行职责或未能有效行使权力,就理应承担与藩帅相应的连带责任。 同时,监军使在藩镇的存在、与藩帅分庭抗礼权力的取得,一方面分享藩帅的决策权,另一方面还参与藩镇具体事务的管理,对节度、观察诸使而言无疑 “稀释”了过于集中的权力,客观上增加了中央对藩帅的约束与牵制,而这正是唐廷所希望看到的。

▲监军制度并非李唐独创

与此同时,作为制度性运作的宦官监军,它不仅是沟通中央与藩镇关系的纽带,同时还是联系军将与藩帅关系的桥梁。这种协调具体包括:沟通与中央的关系、向中央推荐“合适”的藩帅人选、调和藩镇内与藩镇间的矛盾。

宦官与朝臣:南衙北司之争

南衙北司之争,即肃宗至于昭宗年间南衙与北司之间的对立与抗争,其中南衙指的是以宰相为中心的中央决策机构。

北司则来自于唐德宗和唐宪宗的刻意相授,将以往宦官的内廷官位和新设的官位进行权利调整和整合,形成了与外朝宰相南衙分庭抗礼的北司:枢密使与宰相并驾齐驱,翰林院使与翰林学士并列等等,这些专为宦官设立的职位很快分享了政府官员的权力,形成了一整套“影子朝廷”。

南衙实力的衰退,来源于武则天时代起对于世家势力的大规模削弱,不能达到两汉的外戚势力或者魏晋世家的高度来制约宦官,而新兴的庶族地主尚未成气候,因而在争斗中处于下风。

▲宦官眼中的自己

但并非所有皇帝们都偏向宦官,故而双方还是争斗了两个回合:

顺宗年间,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失败,宦官的权力反而进一步扩大,柳宗元等人全部成了副厅级干部(州司马)。

文宗时试图将宦官一网打尽的“甘露之变”中朝臣大败亏输,宦官大开杀戒,朝堂几乎为之一空。

失败的原因很简单,神策军的军权在宦官们手里,何况他们还随时监控着皇帝。

大体上,朝臣们看待宦官的眼光是复杂的,一方面作为数千年来庙堂独一无二的主角,他们对于试图染指最高权力的宦官怀有深深的敌意和鄙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他们虚与委蛇,甚至投效之。

▲朝臣和武将眼中的宦官

长久的斗争也形成了朝廷新的权利平衡:宦官直接干政,有参与决策、左右皇位继承的能力,宰相已经被他们排除在议定皇储的程序之外;而宰相仍然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力,武宗时的明相李德裕外攘回纥、内平泽潞,裁汰冗官、制驭宦官,是“会昌中兴”的最大功臣,但这些都有赖于宦官的支持。

朝臣与藩镇

既然藩镇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那么出任藩帅的节度使和观察使自然也不一定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

到了宪宗元和年间,全国范围内大部分藩镇都趋于安稳且服从朝廷指派,开始出现大量朝臣出任藩帅的情况,比如牛李党争中的牛僧孺和李德裕在下放期间都担任过节度使,尤以淮南、江南和岭南的财源型藩镇为多。

▲出将入相是文人的最高梦想

王赓武先生根据四个时间点来分析晚唐文臣在藩帅(主要以节度使、观察使为主)群体中所占比例:公元845年贵族/文官出身者占已知节度使数量的64%,855年占92.3%,865年占81.82%,875年占48%。可知在845至855年间,文臣出任藩帅呈增长趋势,即使是865-875年之间因大小叛乱(主要是裘甫庞勋的两次)的兴起而武将再次增多,在875年黄巢起义爆发 之时,依然有近一半的文臣在藩帅任上。

这一现象体现了中央控制力的逐渐加强,并客观上形成了在黄巢起义爆发之前全国藩镇普遍安定的局面。文官担任藩帅虽然很难有效制衡真正的骄兵悍将并难免对于军队战斗力产生一定负面效应,但他们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地作用,比如李德裕在浙西和西川的时候都干的有声有色;同时他们对于朝廷的忠心是毋容置疑的,至少在黄巢起义初期,尊奉唐廷之命对王仙芝集团进行招讨的藩镇不在少数。

总之,朝臣、宦官和藩镇在晚唐在漫长的斗争逐渐形成了新的平衡,天下并没有后人想象中的混乱,皇帝们虽然被恶心的够呛,但仍然可以能够有效控制地方,同时借助杨炎“两税法”和“刘晏理财”的手段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这也是晚唐出现“中兴”的现实资本。


这种平衡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不妨先插播一段三国吧。

汉末与晚唐的异同

东汉末年的最大问题在土地兼并严重,其背后则是地方豪强势力(世家的前身)的无限膨胀,这是比藩镇更加可怕的威胁,故而后世将黑锅宋给汉桓帝的重用宦官或党锢之祸其实并不合适。

众所周知,东汉乱于黄巾,亡于董卓。短短九个月的黄巾之乱令汉廷手脚大乱,释放了废弃多年的州牧制度,造成了本来就强大的豪强集团地方军政一肩挑,而董卓在完成曹操口中“一狱卒可也”的消灭宦官大业,顺手接管了东汉朝廷的大小事宜。

▲这个油腻的胖子其实并不简单

宦官曾经压制了豪强集团和外戚的野心,而董卓通过废立皇帝,一方面最大程度消灭了汉帝赖以君临天下的帝王之“势”,也就是积威,另一方面给蠢蠢欲动的“诸侯们”一个通过起兵将军队合法化的理由。从此汉献帝成为了合理存在的傀儡,后人说大汉“独亡于强”,的确如此:并非油尽灯枯,而是权利制衡体系的失灵而已。

那么对于盛唐而言,安史之乱实际上扮演了黄巾军的搅屎棍角色,之所以没有走向崩溃在乎现实中的不同:

首先,李唐气数未尽,实力尚存,名将也都还在;其二在于世家的式微,他们已经没有了从汉末到唐初那种兴风作浪的实力,故而李唐还有机会去收拾旧山河;其三在于没有绑架皇帝的董卓和曹操,皇帝的合法性毫无疑问,这是最有效的政治资本。

而安史之乱的遗留问题在于唐廷未能一劳永逸地消灭河北藩镇,却选择了基于绥靖的和平,并构建了新的平衡,希望利用时间磨灭造反派的生命和动力,用宦官来制衡朝臣和藩镇势力。

晚唐的回光返照

在这个平衡体系下,唐廷屡次励精图治,并出现了数次短暂的辉煌。

唐宪宗元和年间,李朔上演了雪夜入蔡州的奇袭经典,一时间天下藩镇震恐。横海节度使程权奏请入朝为官,朝廷收复沧、景二州。幽州(今北京)镇刘总上表请归顺… …藩镇割据的局面暂告结束,唐朝又恢复了统一。

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入朝为相,君臣二人外攘回纥、内平泽潞,裁汰冗官、制驭宦官,打造了新的“会昌中兴”。

唐宣宗大中年间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出兵深入,大破北部诸山奚,禽酋渠,烧帐落二十万,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万,辎贮五百乘,献捷京师。并联合归义军驱逐吐蕃,收复河西,下一次对于甘肃地区的占领,已经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事情了。

▲归义军位置图

这些成就既是君臣相知的功劳,也反映出尚且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挑战新的平衡体系。然而,不管是“中兴”还是“之治”,大唐的跗骨之蛆始终生机盎然,所有的矛盾都随着时间逐渐固化,看来安史之乱未尽的事业,还需要一个黄巢来接棒。


大凡制衡,就一定有支点,也会有破绽。

几乎微不可查的破绽

可以看出,皇帝们自始至终保持信任的唯有宦官群体。他们权利制衡体系中的支点,通过神策军指挥权和对藩镇的监军权来制约藩镇,组建“影子朝廷”来制衡朝臣,

甚至对于过往对先帝们的掌控和毒杀都可以既往不咎,而武将和朝臣显然就没这个待遇了。

▲皇帝眼中的宦官

皇帝对武将是无比的提防和苛刻,后来的藩帅们很难见到皇帝,他们所面对的永远是监军使那张怪异而冷漠的脸。

其实安史之乱只是一个个案,不能引申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结论,更不能将不信任扩展到所有的武将。唐廷没看到的是,不是武将不可信任,而是制度和手段的缺失。

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资治通鉴.唐纪》

刘巨容的话则深刻反映了朝廷的寡恩刻薄,这样的卸磨杀驴之举难免令人心寒,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李靖和郭子仪的情商。而这次“养寇自重”行为的受益者正是李唐的掘墓人–黄巢。

▲冷漠的皇帝们,仿佛洞悉一切

朝廷与朝臣的关系则是冷漠,自唐玄宗带着宦官和禁军不辞而别的首开恶例之后,后来者都不管不顾,将朝臣多数遗弃在叛军的兵锋之下。而南衙北司的争斗中皇帝多半站到了宦官这边,这种隔阂可见双方之间有着何等的冷漠和不信任。

总之,朝臣和藩镇作为维系李唐统治的核心力量,虽然总体上安分守己,却由于与朝廷的离心而开始各怀心思,从制衡走向了相互掣肘。这个微不可查的破绽在天下承平之时尚不起眼,在面临真正危机的时候却会让一次并不起眼的起义演变成埋葬王朝的滔天巨浪。

结语:该来的始终会来

在藩镇林立的格局下,全国上下都是正规军,一场起点甚低的农民起义本该是送菜的命运,但结局并非如此。黄巢这位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和混世魔王利用李唐唯一的破绽,通过流窜作战的方式逐渐壮大,在各路藩镇的目送中攻破长安,几乎建立了新的王朝。

唐廷精心构建的权利平衡在此刻被打破后,中国又将迎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乱世。

黄巢将盘踞中国上千年的世家集团第一个送进历史的故纸堆,而宦官和藩镇也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被后来者强制退场,所有曾经的争斗和制衡都将成为后无来者的历史。

那么,作为新的搅局者,黄巢该如何吹响中国封建时代上半场结束的哨声,请听下回分解。

参考文献:

张国刚:《唐代藩镇的类型分析》

胡耀飞:《黄巢起义对晚唐藩镇格局的影响》

《资治通鉴》,《新唐书》